1937年,八路军将驻五台山的人民救国军改编为“四支队”。1939年秋,日本侵略者占
领五台山的前夕,四支队奉命转移。在转移时,将一些暂时无法携带的枪支和弹药寄存在显通寺无量殿的楼上。有三八式步枪123支、机关枪3支、三八式子弹12箱、头号手榴弹8箱。日寇“悬赏缉拿禧炳”,就是由这批武器引起的。
章嘉活佛是五台山黄教的首领。解放前国民党委任七世章嘉活佛为伪国大代表,尊为国师,并赐给其蒙旗宣化使的官衔。这位蒙旗宣化使,在北京设公署,在南京设办事处。五台山镇海寺永乐院是他的行署,内设八大处,章嘉至解放前已传至七世。1939年,日本侵略者占领五台山前夕,国民党把七世章嘉接封南京。
章嘉警卫团有一名副官,是国民党安插在这里的一名情报人员,姓张,名强,字学化。他在这里专门替章嘉与外界要人传递书信和情报,职位虽不高,但十分重要。章嘉去南京时,张强不在五台山,当他回到镇海寺,章嘉已去南京数日。他这次外出,除递送情报外,附带想做一笔交易,那就是把“四支队”多余的这批枪支弄对手,然后转卖出去,从中捞一笔外块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“四支队”转移了。他也不相信那批枪支弹药“四支队”会带走,所以他化装成乞丐到台怀镇去侦察。只要找到线索,立即派手下人去抢。于是在当天下午,杨林街上就出现了一个贼眉鼠眼的乞丐。尽管他的脸上涂满了油污,可还是有人认出他来了。
1939年秋天,日寇占领了五台山。中队长吉田太郎来五台山除了出于军事目的外,还有就是利用这块佛教圣地为日寇侵华后统治中国打基础。他初来五台山两眼一抹黑,主要依靠警备队长李宝天。
有一天,吉田得到上级指示,要他把“四支队”这批枪搞到手,然后把它销毁。吉田限李宝天在三天之内找到线索。国民党反动派的张强和日寇走狗李宝天,在杨林街逢人便问“四支队”临走时的情况,到处打听这批枪支的下落。显通寺方丈禧福闻知后,忐忑不安,既担心这批枪支弹药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,又害怕日寇把这批武器夺走。万一出点什么差错,不仅对不起八路军,而巳对显通寺也不利。他想到这里,立即派禧炳、悟运等把这批武器转移,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转移,当天下午日本军已进驻显通寺。日本人除了给无量殿加锁外,还贴上了封条,这可把方丈禧福愁坏了。还是禧炳脑子来得快,他说:“师父,不要发愁,我们自有办法。”
禧炳是显通寺的小和尚.当年只有二十一二岁。他记得卢沟桥炮响的那年冬天,八路军一个营长带兵来到清水河畔,发动群众,组织抗日,号召人们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”,鼓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月。那天禧炳以禧福侍从的身份也来参加集会,同各方人士共聚一堂,商讨抗日大计。禧炳在这次会上很受教育,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“,抗日的种子在青年人的心理深深扎下了根。进天他豁出去要把这批武器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,绝不叫日寇的阴谋得逞,也不让武器落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。
当天夜里,夜深人静,圆圆的月亮在云中穿行,时隐时现,寺院里一阵明一阵暗,怪吓人。禧炳不顾个人安危,沿着无量殿西墙爬到殿顶,在漆黑的大殿里,凭着对殿内的熟悉,他悄悄地把藏在这里的枪支,小心翼翼地一直一直吊到楼下,然后转移到殿夹壁墙里的一个洞内,接着又把夹壁墙里的洞封死。当他确认没有留下什么破绽时,又将另一个洞内的弹药和手榴弹,一箱一箱吊出殿外,转移到禅堂内,埋藏在木柴的下面。他们干得是那样利索。据后来禧炳回忆说“当时,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勇气,一点都不知道害怕。”
千钵文殊殿西 ,有三间一堂两屋的配房,禧炳小和尚和日本兵传在这里。 1942年,八路军派联络员带领民兵来取这批枪支弹药,也是禧炳从日本人眼皮下把这批武器运出寺外的。后来禧炳回忆说,有一天夜里,我正在往外运抢(枪方在行李内),和日本的巡逻兵相遇,他正要搜查,一看是我,说:“是你呀!”就把我放过去了。
当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挂牌发觉这批武器被八路军取走后,大发雷霆,怒不可遏。特别是驻扎在显通寺的吉田太郎更是恼羞成怒,立即拿禧福开刀,叫他“燃脂”招供,是佛门弟子对佛表示中心的一种仪式,一般只燃右手的一个无名指,而且也只是象征性地点到为止。可是吉田心毒手狠,派李宝天等人强行把禧福老和尚的双手捆在胸前,在两只无名指上缠上灯芯,万事俱备,只待点燃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有人发现了禧炳留下的一封信。这封信是禧炳写给禧福的,信上说,从藏武器起,到把武器运走,都是他一人所为,他做的这些事情出于没有告诉禧福,算是犯了戒律,特向禧福师父忏悔。
这封信虽救了禧福,可日本人却把禧炳看做眼中钉,到处追捕,后来不得不“悬赏缉拿”。
禧炳在八路军协助下,到内蒙古壁难去了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,禧炳才返回五台山,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,先在县财政局工作,后又到五台山林场。
他的事迹,将载入史册。